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12月，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他重用了一些爱国人士任县长，如余姚县长林泽、慈溪县长章驹均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并在浙江共产党的帮助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为慈溪的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条件。
　　                                                            抗日救亡
　　一些在慈溪长期隐蔽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与从沦陷区回家乡的工人、学生一起联合国民党中爱国人士，组成了慈溪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他们采取演唱、发传单、贴标语、演讲、演戏、出墙报、开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抗日。慈溪大地抗日歌声响彻云霄。还有一批有志青年专门自费去山西、延安参加抗大学习，这些青年大都成为慈溪抗战的重要人物。虽然这些行动都是慈溪人民的自发行动，但它唤醒了慈溪人民，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为慈溪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中共慈溪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周朴民为书记，金如山、邵明、朱洪山、徐永绥为委员。县工委成立后，由于党员人数很少，就在群众运动中大量发展党员，使党员人数迅速增长，1939年1月，县工委改为县委，并在各区建立区委。还通过培训党员的办法来提高党员的素质。党组织的建立，使慈溪的抗日救亡运动由自发斗争转入了自觉斗争的阶段。
　　党组织建立后，根据章驹和林泽积极主张抗日的情况，党组织决定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国民党建立的战时政治工作队和战时服务大队两个组织开展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调整民主乡镇长。当时乡镇长中存在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和一些不理事务的人，党组决定由政工队和战服大队出面对这些人进行斗争，先后斗争了附海、东山头、逍林等乡镇长，并报章驹、林泽将他们撤职。还推荐了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乡镇长，仅浒山区24个乡镇中就有7个乡镇长被调整。
　　第二是支援前线。当时慈溪人民存在“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尽管章驹和林泽想尽办法，但效果不佳。同时，各乡镇兵役舞弊严重。为此，党组织一面对兵役舞弊进行斗争，一面要求各乡镇提高应征青年及其家属的待遇，并组织青年参军，党员唐圣智带领24名青年加入抗日队伍，从而为章驹、林泽解决了难题。
　　第三是开展经济斗争。由于中国大部沦陷，粮食运不进来，造成米价上涨，为此，政工队和战服大队一面不准粮商囤积居奇，一面向县政府求助等办法缓解粮荒；在盐场督促盐商收盐，缓解盐民生活；在农村开展反对撤田和“二五”减租以及拆迁无主孤坟扩大耕地面积；另外，还兴办战时合作社，减少流通领域的剥削。从而使慈溪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正当抗日救亡高潮迭起之时，1940年春，国民党开始了反共政策。政工队和战服大队等群众团体被解散，面目较红的党员遭通缉，8月16日，余姚政工队负责人郭静唐被诱捕。林泽亲自去金华营救无果，气得他辞去了县长职务。中共宁属特委决定把余姚、慈溪县委改为特派员制度，11月，慈溪县特派员陈卓被捕，谢仁安继任，慈溪的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
　　此时，日军发动宁邵战役，1940年4月22日、23日，慈溪、余姚相继沦陷，章驹率政府机关撤至慈南华盖山，并在各区建立递步哨和情报网。12月30日晚，章驹得到日军要“扫荡”北溪的消息，就打电话响国民党第九军核实，此时，第九军部已被日军占领，接电话的汉奸谎称日军没有“扫荡”北溪，并查明了章驹的驻地。31日凌晨，日军包围了慈溪县政府驻地，章驹在突围时牺牲。
　　根据慈溪沦陷的情况，中国宁属特委决定在慈溪开展武装斗争，主要采取4种方法建立武装。第一是自建武装。1941年4月，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派人在观城区建立浙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龙山取得武器后，运往观城途中被国民党逮捕，牺牲了3位党员。5月，余姚县特派员张光决定把埋在樟树庙的武器取出，动员逍林、盐区党员建立武装，结果被国民党宗德部队发现而失败。第二是改造国民党部队。6月，国民党残部孙颜龙60余人到庵东找党员陈小平，投靠共产党。余姚县特派员张光派副特派员王益生与陈小平去做孙部改造工作，不久，盐场缉私营长李天成率部加入，部队称为“宁绍游击大队”。后李天成策动孙颜龙叛变，王益生牺牲。第三是从国民党部队拉出武装。7月，隐藏在国民党宗德部队的党员张迪光，联络了一些爱国青年，与逍林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在15日拉出部队，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发现，张迪光等13人被捕，18日被“五马分尸”。第四是以国民党面目组建抗日武装。1941年4月，慈东党员蒋子瑛联络了一批党员后，请国民党员胡家骥出面获得了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的番号，6月部队建立，最多时为3个中队，但由于遭到敌、伪、顽等夹击，11月，部队以假缴枪的办法，改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慈溪组建抗日武装失利的原因第一是缺乏军事人才，如观城区组建武装时，党员们不走小路走大路，一边挑抢，一边唱歌，结果被国民党抓获。第二是缺乏军事后盾，遭到日、伪、顽、匪的攻击而告失败。
　　                                                    根据地的建立
　　正当慈溪筹建抗日武装失利之际，中共中央在1941年2月1日决定在浙东建立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浦东工委也决定把该地武装挺近慈溪。5月10日，朱人侠、姜文光率50余人在相公殿登陆，并获得宗德三大的番号。6月16日，蔡群帆率五支四大也在慈溪登陆，朱人俊率另一支武装在慈登陆后，并取得了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番号。7月起又有多批浦东部队登陆，与前期到慈部队共900余人。
　　蔡群帆率部刚登陆，得知6月18日日军要到相公殿抢劫的情报，决定在崇德乡三村伏击日军，他们在崇德三大的配合下，毙伤日军各8名。25日，又在此伏击日军。相公殿战斗是抗日时期慈溪200多次战争中很小的一次战斗，但它是在慈日军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慈溪人民的斗志，拉开了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浦东部队到慈后，急需找到地下党，同时，慈溪党组织因筹建武装失利，也急需抗日武装帮助。1941年7月，隐蔽宗德部队的党员钱忆群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并介绍张光与五支四大取得横得关系。同时，党员戚铭渠利用自己国民党龙山区长的身份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使慈溪县特派员谢仁安也与五支四大有了横的关系。
　　浦东部队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先后在登州街、横河、长溪岭、施公山与日军激战，从而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在慈初步站住了脚。由于浦东部队到慈后，缺少了一个统一的领导，为此，中国路南特委决定在慈建立中共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分会，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任委员。并规定五支四大的活动区域是逍林以东，暂三纵活动逍林以西。
　　浙东军分会建立后，于1942年2月派部队去四明地区了解情况，并在绍属特派员杨思一的协助下到会稽地区创建根据地。根据浙东形式的发展，新四军部在6月派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达慈溪，并把浙东地下党与部队统一合并起来，成立了浙东行动员会。7月，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在宓家埭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杨思一、顾得欢任委员。同时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三东、会稽4个地区级工作委员会和浦东工委，以后，这些地工委改为地委。9月，三北地工委改为地委，书记王仲良，下辖慈镇、余上两个县委，谢仁安、张光任书记。
　　党组织调整后就加强部队的建设。8月19日，中共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何克希，委员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同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在鸣鹤金仙寺成立，何克希任司令员，连柏生任副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下辖三、四、五支队，此外还有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和特务连，共1510余人。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标志着以慈溪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形成。9月22日，浙东区党委在鸣鹤盐仓基作出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面完全占领以后，再争取控制会稽”的方针。11月中旬，除五支以外，其余部队与区党委、司令部挺近四明山区。
　　                                                          根据地的建设
　　三北地委和慈镇、余上两个县委建立后，就开始建立区委。慈镇县在龙山、观城、丈亭、庄桥、庄市建立区委。余上县在浒山、逍林、中和（长河）、庵东、临山、马渚、虞北建立区委，各区所辖乡镇建立一至两个支部。地、县、区、乡党组织建立后由于党员人数增加较快，为此，各级党组织就加强了党员、干部的培训，共进行了10余次的培训班，通过培训，提高了党员的素质。为了加强三北地区工作，1943年初，浙东区党委决定增设慈姚县，把原属慈镇县的观城、丈亭两区和原属余上县的姚海、姚山、姚东3区划归慈姚县，谢仁安任书记。同时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秘密系统，把在敌占区未暴露的部分党员划归秘密系统，三北地区特派员周明，慈姚县特派员胡章生，慈镇县特派员李默君、余上县特派员余先，共有党员30余人，受地委王仲良、黄知真领导。
　　在加强党的建设同时，浙东区党委十分重视武装的建设。1942年8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艾庆璋率2000余人南渡三北，不顾我方一再呼吁联合抗日，抓走我税收人员，抢劫我军被服厂棉衣、棉裤，三北的形势紧张起来。浙东区党委清楚地认识到三北被艾部占领，不仅使浙东与浦东和苏中的联系被割断，而且浙东根据地的经济将遭到重创。为此，决定调集四明、会稽等地的主力集中三北，会同三北主力进行第一次反顽战争。艾部得悉我主力进行反击的情报后，马上命令在逍林等地的主力向西集中。11月28日至12月15日，三北游击司令部主力先后经过毛家三塘头、登州街、周巷、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29次战斗，除艾庆璋、王八妹逃走外，全歼顽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这次反顽战争是三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第一次反顽战争刚结束，日军就调集2000余人开始在慈大规模“清乡”，以新浦、庵东、段头湾、小安为第一线；坎墩、长河、缪路为第二线；观城、浒山、历山、周巷、临山、黄家埠为第三线。日军在“清乡”区围筑9尺高的竹篱笆，禁止人民自由出入，并对“清乡”区抗日武装进行“清剿”。慈溪抗日武装通过打击日伪军爪牙、夺取日军“清乡”用的毛竹、武装打击日伪军、破坏日伪交通线、策动伪军反正等斗争，除第一线没有完全粉碎外，粉碎了日伪的第二、三线，基本上取得胜利，使一部分伪军动摇，开始向我军反正。
　　反“清乡”胜利后，各县区武装得到了加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地级武装三北自卫总队、余上自卫总队，县区也建立了武装，各乡镇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民兵）。正当抗日形势迅速发展之际，1943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动了两万余正规军对四明地区大规模进攻，浙东区党委决定调集全浙东主力部队进行反击。三北日伪军利用这有利时机对根据地进行“蚕食”，三北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慈东、姚海两区抗日武装、办事处被迫撤出该地。三北地委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进行了多次的武装反击，但效果不佳。这时，四明地区国民党军队增加到3万人，四明地区随着我军在前方战斗的失利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为此，浙东区党委决定，第一是公开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第二是在1944年2月决定浙东主力除五支队坚持四明外，撤至三北。15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五磊寺作出了“坚持四明、巩固三北”的重要决策。浙东主力到达三北后，力量大大加强，先后经过筋竹岙、马家桥、宓家埭、洪魏、东埠头战斗，其中东埠头战斗伪军出动了3个营600余人，战斗长达14个小时，最后我军毙伤伪营长以下官兵100余人获胜，这是我军对日伪作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通过一系列的战斗，除了伪军不断反正外，日军士兵也开始反正。9月25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洪魏召开军政大会，专门总结了这次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致电毛泽东、党中央，10月24日，毛泽东复电“望努力杀敌，扩解放区……”。
　　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政权建设。1942年12月，三北游击司令部办事处成立，下辖慈镇、余上两个县级办事处，各区也先后建立办事处。这时的办事处已是政权性质。1943年7月，三北建立了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行使政府的职能。1944年1月27日，慈镇姚虞办事处建立，成为三北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各区办事处改为区署。4月，慈镇姚虞办事处因干部缺乏撤销，成立慈镇、慈姚、余上3个县级办事处，直属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领导。1945年2月，三北分区特派员办公处成立，并成立了镇海、慈溪、上虞县政府。
　　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经济建设。1942年12月，三北经济委员会建立，连柏生为主任，下辖东、中、西3个分会。三北经委会成立后，首先进行二五减租，这样既保障了地主的合法权益，又保障了农民的生活，并对雇工增加工资。其次设立税卡，以保证部队的给养，并支援华中局和新四军。再次保证部队的公粮，对日伪军抢粮，三北地委组织部队对其狠狠打击。最后是印制抗币，打击日军的金融掠夺，保证根据地的物价稳定。
　　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三北沦陷后，学校基本上是国民党控制的。根据地创建后，党组织在各地培训青年教师逐渐把学校控制起来，并且停止使用国民党的教材，编写新教材，提出了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不少地区创办了新的中小学。在加强教育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体现时代的歌曲、戏曲、杂志、剧本的创作。1942年8月，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在洞山寺创办了《时事简讯》的报刊，后改为《新浙东报》。　 
　　                                                          抗战胜利与北撤
　　反“蚕食”胜利后，三北根据地各个方面得到加强。1945年3月，三北自卫总队改编为三北特务营，余上自卫总队改为余上特务营，为对日伪的大反攻做好准备。8月12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向各地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所有日伪军停止抵抗。13日，三北特务营率慈溪、镇海两县民兵1000余人包围了掌起桥伪周光华大队，经过3天3夜攻势，迫使周部300余人投降。16日至19日，庄桥区常备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攻克全区日伪军据点。17日至18日，五支队和三支队将周巷伪军1个营歼灭，攻克周巷。19日，三北特务营攻克浒山，在三北的日伪军闻讯后向宁波方面逃跑。20日，三支队在五洞闸全歼逃往宁波的伪军1个营，三北全境解放。
　　接着，三北各地开展公审汉奸和庆祝抗战胜利，并在原日伪控制的庵东区建立庵东特区（县级），田井任书记兼区长。
　　正当三北根据地欢庆抗战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撤离浙东。9月30日起，浙东主力和党政干部15000余人分别从高背浦、大丁丘、四灶浦3路北撤，至10月6日，三北地区除少数隐蔽精干的党员留下外，全部撤离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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